国家战略需要和学科性质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关 注的焦点应该有一个大转身。一方面，“存量”知识依然是重要的， 因为欧美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知 识“增量”，即对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们有很 多美国、欧洲、日本问题专家一样，中国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国 别问题专家。研究非西方国家不但是一种知识转型，更将是中国世界 政治科学的升级。中国是非西方国家的典型，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对外 关系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不适用， 比如怎么能用国强必霸的民族国家理论(如现实主义理论)来诠释一 个奉行“天下观”的文明型中国呢?同样，“修昔底德陷阱”针对的 是城邦政治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用来分析中国这样 的“文明型国家”呢?以研究古巴导弹危机出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 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认为中美之间难逃“修昔底德陷 阱”，他对中国文明有多少理解?哈佛教授们只关心美国主导的“自 由世界秩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多少理解?或者说他们愿 意理解吗?理解中国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而研究不同 于儒家文明的其他文明的非西方国家，势必会给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 带来更多的挑战。

以民为本并非欺骗和愚弄百姓的说辞，而的确是对王朝利益和民 众利益的共生性的表达:没有哪个王朝希望得罪民众而失去其天命。 真正的问题在于君王和民众之间的权力代理人是官僚和知识精英，而 这恰恰是古典民本思想的缺位和盲区。 民本主义并没有仔细探讨官僚这种在君与民之间的第三力量的道 义责任和利益指向，而民本思想的提出者和评判者其实主要是知识精 英。学而优则仕，当这个群体取得了功名、掌握了话语权和代理权之 后，他们既不是普通的民，又不是皇权本身，而是官僚阶级。中国历 代治理体系中，存在君、民、官之间的三角博弈。民本思想的提出者 们并没有将自己代入理论的要求中，而王朝覆灭和周期更替的推手通 常不是君王本人或者家庭成员的荒淫无度，而是官僚阶层的代理人问 题积重难返。

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将研究对 象放进其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去理解与评判，而中国政治学 界对古典民本思想的批评几乎无视东西方文明体系的基因差异和时代 的基本条件而对中国古人提出了超越时空的思想要求和理论标准。用 缺乏民主觉悟来批判中国古典儒家民本思想，就好比责怪西北牧民不 会游泳或者要求福建渔民擅长牧羊一样荒唐。公允地说，中国古人在 农—牧文明时代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中华农耕帝国的时空框架内创造 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其政治稳定性、技术复杂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人口密度都领先了同时代的欧洲乃至全球各文明长达千年之久。近代 东亚的相对落后是由于19世纪中叶欧洲启动工业化之后出现了东西方 之间的巨大技术代差，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武力入侵和货币体系转换 而导致东亚大陆的快速贫困化。[16]西方对东方的反超主要原因不在于 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独特性，而是商业制度创新和市场规模扩张带来 的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