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分析视角从纵向变为横向，不难发现今天的世界市场体系 中，越是处于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其服务业在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 越高，而服务业相对于农业和制造业更少地动用物的要素，更多地依 靠人的技能和知识。即便在制造业和农业产出中，越是发达国家，源 于自然之物的增加值的比例越低，而源自人的知识、技巧、工艺、资 本投入的增加值比例越高。 上述趋势和格局都告诉我们，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人的能力的发展 和由此带来对人的需求的满足，而不是自然之物的堆积与挥霍。离开 了人的发展与需求，纯粹的自然之物并无价值可言，是人的欲望和需 求赋予了它们以功能和价值，当这种功能和价值放到市场上交易的时 候，它们才有了价格。

如何让有效需求最大化?笔者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有两大 方面影响需求:一是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二是人口的年龄结构。 财富分配结构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界已经有很多辩 论。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中，穷人有很多需求但是没有购买 力，因而难以构成有效需求。富人已经拥有了各种商品和服务，因此 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穷人。所以，均贫富有利于扩大有效需 求。当然，事物的另一面是如何人为地消灭贫富差距很容易打击个体 的积极性，导致生产和供给一侧的萎靡。而在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市场 中，假如一个国家需求最大化的同时供给侧缺乏竞争力，那么就会沦 为失败者。所以，必须在分配政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较好地控 制贫富差距，又能予以社会个体以足够的激励。 学术界讨论得较少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对需求的影响。人一生的 需求在统计意义上是定数:我们无法预测某人在某个年龄会做什么， 但是基于大数定理，我们完全可以预测与之同龄的数千万人在某个年 龄大概率会做什么。对教育的需求，对婚育的需求，对房产和汽车的 需求，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都与人的生命周期关系密切。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者支出调查显示，支出随着年龄的变化 而不断变化。人在46岁左右达到其一生中消费的最高峰。从出生之时 起一直到20多岁，人是净消费者;加入劳动力大军后开始有收入，但 由于收入的有限，此时的支出仍然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随着年龄的 增长，工资收入在不断上升，消费不断增加，直到过了消费高峰期， 即46岁以后，此时子女已经离开了家庭独立生活，大规模的消费支出 诸如房产等也已经购置，人的消费便进入了一个下降期;然而在其退 休前，其所挣得的收入依然在不断增加，储蓄率开始出现一个陡峭的 上升;在平均退休年龄64岁左右时，其净资产达到最大值，即单位收 入与单位消费的差值达到最大;退休以后收入陡然降低，所消费的是 此前的储蓄，所以消费和收入同时下降。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老 人们多半会选择减少消费，将储蓄作为遗产留给子女，直至生命的终 结。

结合上述财富分配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这两大需求影响因素，笔 者主张一种不同于苏联、美国和欧洲体制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公共部 门应该对个体的出身差异予以必要而充分的补偿，因为生在贫困愚昧 之家不是孩子自己的错，生在显贵富豪之家也不是孩子自己努力的结 果。政府应该给予贫穷家庭的孩子和年轻人以足够的支持和帮助，不 仅要让他们拥有足够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资源，还要让他们有创业 和奋斗的勇气和底气。但是对于40岁以后的成年人而言，其财务和健 康状况是他前半生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个体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如果给予中老年群体以各种社会福利保障，那么就是在削弱乃至剥夺 个体奋斗的动力，培养国民不负责任和好逸恶劳的品质，最终带来民 族的衰败。人在前半生的许多行为，包括生儿育女、创业创新，都是 代价巨大但是对社会有正外部性的，所以公共部门应该予以足够的激 励和补偿。换言之，同样一笔钱经由公共部门再分配，如果补贴给40 岁之前的人口，以营养补助、教育资助、创业风险补偿、生育补贴等 形式给予他们各种支持，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很高，所以既扩大了总 需求，又降低了贫富差距，更提升了劳动力的长期竞争力。而如果将 这笔钱分配给中老年人，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年轻人，对总需求 扩张作用有限，更会通过吃全社会大锅饭的风气而打击民众个人奋斗 的动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养儿防老”和勤俭节约，是一种有利于 个体和民族整体生息繁衍的优良传统，它鼓励人们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并对下一代进行投资。亚裔人口在全球各地的高储蓄率行为模式在笔 者看来亦源自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欧洲现代史上的各类制度探索， 以后见之明来看，有些是误入歧途的，比如退休制度和高福利制度， 这些制度在笔者看来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视劳动为负担的错误“社 会主义”试验。东亚社会的优秀文化与社会传统，不应被退休制度和 福利制度替代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必须考虑这样一 个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从而确保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和长 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