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外围关系如何导致外围被锁定在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笔 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人的流失。这种流失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精英 人口的人力和金融资本向中心的流动导致外围地区失血;其二，借助 自身的技术和知识优势，质优价廉的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占去了外围地 区人的需求(市场空间);其三，外围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出口挤压当 地人的发展空间，即所谓资源诅咒。

先说人口流动。不同层次的人口跨境流动能力大不相同。高端人 才是各国争相延聘的对象，而没有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口则通常被拒 之门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教育使得其最优秀的年轻人获得向体系中 心迁徙的能力与资格。这种跨境迁徙，对于迁徙的个体而言，是追求 个人发展空间和良好物质条件的合理选择。对于母国而言，则是一种 重大的财富流失:因为要培养一个精英，政府或者家庭需要在数百个 年轻人身上投入养育和教育的资源，真正有竞争力的顶级人才却在最 后时刻被体系中心给收割走了。对于人才流入国而言，这是一笔一本 万利的买卖，所要支付的仅仅是对少数人的工资而已，而其带来的竞 争能力的提升是无与伦比的。关于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以色列著名历 史和人类学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 认为，文明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体现为各自精英之间的竞争。 [29]一国普通大众之所以能比另一国的大众生活得更好，主要是因为他 们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领域的精英在国家间竞争中获得了优 势。大众和精英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共生关系，而外围的精英被收割走 之后，余下的大众很难提升其竞争力;本应肩负带动母国发展的那些 移民精英则在大洋彼岸服务于他国，带来的那点侨汇远不足以弥补其 损失。

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名校的理工科人才有不小的部分去了美、欧、日等国家与地区。好在 中、印这样的人口大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流失一部分之后还有很多 人才堪用，而且质量并不太低。中国这样的巨型外围国家凭借其规模 优势，可以承受一部分精英人才的流失，并通过人才回流计划来促进 中心的先进技术、理念、创意的定向溢出，因而我们可以把精英移民 导致的智力流失(brain drain)视为中国同体系中心接轨、向中心学 习的交易代价。但是这种人才流失，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小国的竞争 力而言是非常严重的打击，大大拖慢其发展和追赶的步伐。 国际人才流动如此，国内不同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有类似机理。

也正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笔者为一些地方政府提供的竞争策 略是用“抢人”代替此前的“抢资本”。[33]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的发展政策建议是讨好和竞争外商直接投资并为之不惜压低本地民众 的福利，那么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则是:在发展制造业的 同时，着力吸引外部年轻人口流入本地区，从而既扩大了本地市场规 模，又有利于本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开放落户并对外地年轻人 提供购房补贴，可以让其家庭将原本在别处购买房产的巨额现金流一 次性转移至本地，而由于土地财政的作用，房价中的50%—60%会转化 成地方政府的收入。这个外来新家庭的每一次消费，都会扩大本地市 场的活跃度;这个新家庭比起本地居民有着更好的外部联系，从而帮 助本地区在对区域外经济联系上更加活跃。更重要的是，背景多元的 人口聚集对于创新和竞争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