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式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事实上，作为分母的人既是生 产者、又是消费者;分子GDP和分母人口之间是相互纠缠、互为因果的 关系。这个公式没有揭示出导致财富增长或者灭失的真正机理，而是 把两个存在循环共生关系的分子和分母相除，这种除法除了带来思想 的混乱之外，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西方主流经 济学界经常犯的方法论错误，在其他许多领域我们会反复看到，比如 华尔街金融思想家提出的去杠杆命题，也是如此。(本书关于债务的 章节将探讨此问题) 割裂分母与分子的结构性关系，或者用分母分子关系简单粗暴地 讨论人类社会的某个侧面并以此操作政策手术刀的人，笔者称之为混 进社会科学队伍的机械师。他们不重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看不到分 子和分母都不过是动态社会的不同侧面而已，而总是把活生生的人看 作冷冰冰的钢铁，哪儿多了就锯切，哪儿少了就焊接，殊不知这种思 维的政策后果必然导向用钢锯大锯活人的残忍魔术。他们总是对自己 那点儿来源于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思维框架过度自信，最终给社会 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

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带来一系列问题，少子老龄化是其中最重要的 趋势。它对经济增长、总需求、产业结构、利率、汇率、通胀乃至商 业形态和政治氛围都会形成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形塑作用，对此在本书 相关章节中将会反复提及。简单来说，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不是劳 动力不足(因为有科技进步带来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是总需求 不足，从而导致产能过剩。通胀率会持续走低，直至通缩。固定资产 价格会持续下行，因为不再有那么多人需要使用这些资产，某些价格 弹性小的资产甚至会出现零价赠送的现象，比如日本和欧洲的某些小 镇房产。通货紧缩最终将利率压到负值，如同我们在欧洲国家债券和 日本债券的收益率曲线上看到的那样，名义利率为负成为长期现象。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从经济制度以外因素中去 寻找对贫困的解释，他们强调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人类缺乏远见的天 性。创造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成为克服贫困和不发达 状态的战略的两大基础。教育培训和计划生育是美国经济科学家们提 供的技术性解决思路，而技术性解决办法总是比政治解决办法容易。 [37] 上述美式思维的特点是把人口的质量和数量对立起来，认为应牺 牲数量提升质量。但是民本主义认为质量和数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 相互促进的。人的能力和创造力并非源自个体的天赋，而是群体内互 动的产物，来自人与人之间分工、合作、竞争，来自知识的交流、分 享及其背后的相关投资。人口的聚集能带来人均财富的增长:人口的 规模扩大，聚集的密度越高，同等条件下就越容易致富，因为它使分 工合作的规模更大，市场规模更大，竞争也更激烈，技术创新所需的 投资也更容易得到回报。当今世界经济的众多事实证明，规模效应和 聚集效应，使得经济活动总体上更环保，资源能源更节省，技术进步 更快。 教育的确是有帮助的，能够提升受教育群体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 力。但是仅凭教育本身无法达成发展，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朝鲜的受教 育水平曾经长期高于韩国，但双方的发展绩效差异巨大。教育的普及 水平必须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相称，学校教育同就业后 的“干中学”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地提升劳动者的总体竞争力。落 后国家将有限的资本和人力投资在少数精英身上的结果，是便于他们 个人“孔雀东南飞”，移民至体系中心，而不一定是带动母国的穷人 变富。人口的素质和教育，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条件。它必须 同强势有为的政府，恰当的产业结构等因素相结合，才能形成在某种 可贸易品领域的比较优势，从而开启不断升级的良性循环。

这儿说的教育让我想到中国和印度的模式，中国从全民义务教育开始，一直到9年义务教育，让全民整体素质提升为目标，顺便有精英可以脱颖而出，而印度本身就是精英教育，最后大部分的精英又被欧美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