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政治与政府，然后才是技 术、产业和经济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精 英们的人生前途和家庭梦想都放在西方。二是政府的能力非常有限， 财政收入和公共服务所涉及的人口仅仅占据总人口的很少比例。要想 把多数人口纳入政府的资源汲取框架中来，必须经历政治现代化，即 18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发达地区陆续进行的大众政治动员和社会革命。 三是政府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其成本很昂贵。 这些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是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的产物，继承的是人为 殖民者武断划定的边界和故意设置的地缘和种族矛盾，建立和平与秩 序就很困难，遑论更高层次的公共产品。 2015年春，时任巴基斯坦财长曾经在美国卡耐基基金会的一次演 讲中提供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该国缴税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0.5%。这样的财政汲取能力，在一些被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洗脑 的人眼里应该算是好事，这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但是在现实中， 这样的税收能力是灾难!正如上文所说，现代化程度同税收占GDP比例 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没有足够的税收，政府难以支撑国防和警察系 统，从而难以提供有效的基本公共产品给国民:安全。没有足够的税 收，政府难以雇用庞大而能干的公务员队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公务员工资明显难以支持其家庭体面生活，即便部长的工资也难以负 担，腐败是一种必然现象。没有足够税收，需要政府投资的那些大型 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难以到位，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难以提升，工业 化进程难以启动。类似巴基斯坦这样的所谓主权国家，名义上中央政 府拥有主权，但其国家能力根本难以触及地方部落和家族，难以对后 者形成有效的领导与规制，所以这样的主权是要打上大问号的。俄罗 斯总统普京虽然在治国方式上颇有争议，但是他的某些见解颇为深 刻，“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诚哉斯 言。

那么，强国家如何得以产生?与启蒙主义政治哲学家们所创造的 契约论截然相反，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强国家不是在自由平等 的公民之间的契约中产生的，而是在暴力和动荡中孕育而成的。[54]暴 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冲突和兼并最终导致在特定区域和族群内的暴力 垄断格局，从而产生和平与繁荣。米格代尔教授也提到，从历史来看 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对于强国家的出现具有必要性:它会削弱原有的社 会控制，改变民众的生存策略，从而有机会建立起新的(对国家的) 忠诚和认同。上述相对强的国家，都在近半个世纪里发生了大规模的 社会骚乱、战争和动荡，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55] 革命和战争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如同电脑的格式化，将旧的系 统，包括其中的病毒和冗余一并抹除掉，新系统才得以安装运行。中 国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区别在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中国革命 和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缔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超强国家，而绝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则没有经历这种痛苦的革命和社会改造，因而也就难以建 立强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完成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尽管在操作细节和技巧上有很多值得反思与改进之处，但是毕竟让中 华民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核心环节: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觉醒与 强国家建构，从而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现代化工业国的形成打下最重要 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不能用前后两个30年 相互否定，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