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外围谁是本谁是末?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心是发展和进步的动 力所在，而外围经济活动则可以视作其衍生物。这与本章探讨的一国 内部公共部门同私人部门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全球市 场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帝国，其政治经济学本质就是杠杆和信用。资 本主义帝国实质上是世界政府的僭主，它不请自来地利用了全球公共 产品供给的真空，主动扮演了某种程度的世界政府的角色，或者操纵 联合国这个萌芽期的世界政府以自利。 世界市场体系的帝国之所以通常能成功运行一两个世纪，不仅仅 因为其武力优势能压制外围的反抗，更是因为世界市场体系需要这样 的僭主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比如航道安全、全球市场的开放性、反扩 散、应对气候变化、基础性科研、各类国际标准的统一等。帝国从整 个体系汲取资源，并向体系反哺某些公共产品，而外围参与者将其资 源交给帝国中心来配置，所以中心外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共生关系而 不仅仅是剥削关系。这就解释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基本事实: 与体系中的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 苏联)走得越近的国家发展得越快，而自我孤立的国家则陷入相对停 滞和贫困。 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技术。德意 志帝国对英国的技术反超、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太空竞赛等案例皆可说 明不同的制度都可以带来技术的进步，但是其共同特点是所费不赀。 技术的进步不是一个或者一群天才的灵感导致的，而是巨量资本和高 水平人力投入的结果，而巨大的投入必须要有巨大的市场来吸收其最 终成果，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进步。英国的工业革命来自全球(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市场的主导权，从而为其棉纺织工业提供了最大的 市场吸纳能力。[64]由此可以推理出中心与外围的共生关系:外围的人 才、资源和市场向体系中心国家敞开大门，中心国家吸取了体系外围 的人才和资本，能够投入巨量资本从事研发，从而获得技术突破和生 产率提升;而体系外围国家通过贸易和技术溢出效应而获得好处，其 生活水平也能得到部分提升，尽管其总的获益通常不如中心大。而那 些自绝于体系之外的经济体则很容易出现技术停滞增长缓慢的前现代 状态。

非贸易品由于技术变迁而越来越可贸易化，正在对社会经济运行 模式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的可贸易部门是制造业和农业，但是随着技 术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很多非贸易部门正在变得可 贸易，互联网对传统服务业的一系列改造，正在深度颠覆我们习以为 常的生活场景和定价体系，无论是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是教 育和金融服务，都在变得非本地化:其服务的交付当然仍是在本地发 生的，但是其订单撮合与支付，服务的后台支持等很多增值环节发生 在外地乃至外国。随着原本非贸易的服务被技术切割出越来越多的可 贸易部分，服务业价格也正在出现跨境的一致性趋势。这就意味着各 个社会内部原先的财富分配渠道变得更加狭窄了，通过可贸易部门获 利的群体向本国其他群体的财富溢出过程更加依赖于政府活动，既包 括政府的福利发放，也包括公共部门的各类投资和服务对资产市场的 影响。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资产市场的波动性会趋于扩大，即房产和 金融投机致富显得越来越容易;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富再分配 的力度如果跟不上步伐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猜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 球性的(席卷了除欧洲和日本之外的全球绝大部分区域)贫富分化浪 潮背后，不仅有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宏观政策调整因素，还有技术进 步带来的经济活动的可贸易化趋势的结构性变迁，即原本的某些财富 分享过程也变成了财富创造活动。

事实上，东亚模式并不能完全用出口导向来概括，而是出口导向 和进口替代的混合物。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是重视民营企业的出口创 汇，同时又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抑制政策为产业升级而做长期投资甚 至是赌博。在笔者看来，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之间的争论，类似于攻 守之间的关系。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守可以为攻创造条件积累资 本，对于政治与社会发育还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执政者应努 力先居于不败之地，以守为主，适时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