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们都普遍地强调私人部门在财富创造过程 中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跟我们的日常直观印象相符合:一个工人在机 器旁从事生产劳动，高效地生产出产品;支持其工作的是科学家和工 程师的智力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乃至外部的金融投资人 士的经营管理活动使得这一经济活动得以提高其效率和价值;投资家 仔细地权衡风险和收益，以确保资本被配置在最有效率最有前景的产 业和企业中;企业家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努力经营;家庭主妇 觉错行流的系关私公于关 一 民人与场市、府政 节三第 精打细算挑选最有性价比的产品，把有限的家庭预算转化成家庭成员 尽可能好的生活和发展开支……所有这些人基本可以纳入私人部门或 者说市场力量。所以人们喜欢强调:财富是私人部门创造的，一定要 善待和重视私人部门。而反观政府部门，则很容易感受到某些政府官 员的傲慢、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懒惰推诿。在某些外围国家，我们 还往往见到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暴虐、无知、自私、贪婪、腐败。政府 官员们不生产什么东西，却花费巨大;即便在一个治理水平较高的国 家，公务员们的工作在多数情况下也是限制、约束甚至掠夺市场和社 会的资源与空间。

图1—3的横轴表示政府开支占当年GDP的比例，越向右侧移动则越 是大政府;纵轴则是当年各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45]排行中的得 分，越向上移动则其人民生活质量越高。每一个样本国家的状况都在 此坐标中用一个点来表示。通过线性回归分析，两者间的关系昭然若 揭:从整体上看，尽管存在各种偏离和特例，一个强大而有为的政府 对于一国的发展构成重要支持。

关于国家和社会(包括市场和人民)关系的另一种错觉来自意识 形态光谱的另一极端。苏联意识形态教条中，阶级斗争是理解社会政 治经济现象的关键词。源自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理论 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府)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暴力机 器，其存在的理由是帮助统治阶级巩固其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 迫;剥削统治阶级与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关系是人类历史的 主线，贯穿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进化阶段;工人阶级代表着未来，其国际主义联 合将改造全人类的政治面貌，最终可以实现对国家的消灭;在此之 前，可以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国家，由国家按照科学计划 来配置一切资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大发展。站在21世纪中国社 会传统和国家制度的立场上来看，上述政治经济学教条存在一系列理 论、事实和政策谬误。

首先，国家与政权的产生从历史上看并非源自阶级斗争，而是不 同族群之间为生存繁衍的空间而展开的残酷竞争和殊死对抗。生而为 人，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并非最悲惨的处境，失去了自身族裔 政权和国土的贱民和奴隶阶级才是最悲惨的，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作为 人的基本权利，其本人和子孙(假如还存在的话)的法理和伦理地位 甚至与大牲畜资产无异。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体 系中心的知识分子很难意识到这个方面的事实。被统治者之所以在绝 大多数时候不会奋起反抗统治者，不仅仅是因为统治者的愚弄和恐吓 起了作用，还因为被统治者通过努力和好运，无论是资本积累、教育 科举还是战功冒险，其实是有一定机会挤入阶级上行通道的，而他们 真正恐惧的是沦为失去民族政权依附的贱民与奴隶。

其次，阶级分野和对抗现象主要是欧洲地区性社会文化传统，而 不是全球性的规律。按照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观点，阶级现象源自欧 洲的长子继承制，其产生源自游牧文化，因为草原不能私有，不能分 割成越来越小的地块，所以长子继承制就流行，而当这种制度传到农 耕区，就成了稳定阶级划分的制度基础。由于家族财富归长子，多代 累积的后果是非长子的后代们沦为平民乃至贫民。但是在东亚的农耕 文明中，“靠自己生养劳力，就‘多子多福’，就‘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既然儿子是主要农耕劳动力，就不可能实行‘长子继 承’制。……西方视阶级为社会必然，中国人则未必。缺少了长子继 承，而且多田的富家多妾，‘多子多福’，农耕社会就‘富不过三 代’。‘富不过三代’就难以产生固定的社会分工。缺乏分工就难以 支撑稳定的社会分层，难以培育阶级意识和阶级社会”

再次，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消亡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欧洲流行 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家的功能不仅仅是 对抗外侮和巩固生产关系，它还向人民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产品，离 开了这些公共产品，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无以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