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德国马克与日元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各方面经验教训，笔者认 为有以下几点值得中国多加注意。 一是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出口工业利益的取舍上，应更加注重宏观 经济稳定，而不是屈从与出口工业的利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利 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有利于在国际储蓄者和投资者中建立货币 信用。而出口工业的企业家往往利用其工人就业和贷款风险为名，绑 架中央政府的汇率政策，要求搞弱势货币和固定汇率。从长期来看， 只能依靠政府保护才能生存的出口企业是不值得保护的，就业安全和 信贷安全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考虑到中国的加工贸易主要 示启的化际国币民人对 五 是外资把持，压低人民币汇率以帮助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显然是非常 不必要的。 二是对于货币国际化而言，贸易和产业的质量比规模更重要。靠 出口加工制造业虽然能够快速提升贸易和就业规模，但那是一种“借 来的工业化”;[68]本币的国际地位最终还是要靠本国人和本国企业的 产业竞争力来支持。 三是货币国际化意味着与别国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以及由此而带 来的国际责任。

在21世纪之前完成学业的中国学者中，多数人在思考货币与金融 问题的时候仍有小国心态，因为伴随他们学习成长的重大经济事件记 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他们脑海中的参照系是韩国、新加坡、泰国、 菲律宾等小国在美元资本流动的冲击之下毫无抵抗力的经验教训。正 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紧紧抱住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认为中国绝不能 承受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所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历史上，先 进国家都是花50年以上才逐步实现工业化，而我们则只花了20年 (1992—2012年)。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即缺乏政策精英的必要代际 更迭。试想，一个政策专家在他35岁时以青年学者或者中层干部的身 份去美欧的大学和机构中学习进修，当时的中国还是典型的穷国，而 当55岁的他作为中坚力量参与中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谈判的时 候，中国经济体已经成长为比所有对手都更有实力的谈判者，但是该 专家的思维可能仍然不自觉地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时代进步太快， 以至于人的认识赶不上时代的脚步。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分资深经济学 家过于保守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不少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们 总是唱衰中国崇拜西方而被实业家们鄙视的原因所在。

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承担风险通常能带来风险溢价，提供流动性 能获得流动性溢价，反过来，对外转移风险是要支付代价的，比如将 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的前提是你需要不断地支付保费。持有巨额外汇 储备，选择极端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其代价是隐性的，没有人需要 为此公开承担责任。但是选择开放和较高风险，则是有政治代价的， 是需要有人承担责任的。正因如此，中国经济结构迟迟不能转型。周 小川同志所倡导的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渐进放开之路，恰恰是一 种充满责任感的选择。从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这才是体 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