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界对于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的传统解释是技术进 步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迁。但是当我们将亚洲经济体制造业的就业占 比与美国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便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制造外包是不可 忽略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欧洲的制造业就业占比虽有下降但并未如 美国这般触目惊心，而技术进步在美国、欧洲和东亚是几乎同时发生 的。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本人认为主要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 带来的必然结果。正如特里芬悖论所说，美国之外的整个世界要想获 得流动性，必须让美国存在综合了资本和贸易项目下的总逆差，而无 论哪一种逆差都会导致去工业化。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全球各国或 多或少储备美元，导致美元的汇率长期被高估，或者说美国的最大出 口项就是美元，它挤压了其他可贸易品，尤其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为 了降低成本以求生存，美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将其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 力和其他要素相对便宜的东亚去(本书第三章的图3—4中体现出了各 国就业变迁趋势)

季度资本主义的弊病之一，是上市公司不断地需要按季度向资本 市场报告好消息，企业家管理层的收入和职业前途很大程度上与股票 市值挂钩。这种制度安排非常不利于大型和高端制造业，因为这些产 业往往需要做长期的投资和战略布局。劳伦斯·米切尔(Lawrence Mitchell)曾在2005年做了一项对400位首席财务官的调差，发现80% 的人愿意减少可自由支配的用于研发、广告、维修以及招聘等领域的 开支，以此满足短期收入目标;而有50%以上的人说他们将延迟新项目，即使这意味着牺牲未来长期的新收益

“大而不能倒”本是政 府为了维持金融系统稳定性而催生的一种现象，为大型的金融机构的 地位确立提供了支持，但是也衍生出了相当程度的道德风险。政府的 安全网弱化了金融业的市场纪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储户知道他们 的利益在银行倒闭时不会受到损失，银行业也受到风险激励，因为当 选择高风险，如果贷款获得偿还，银行则获得超额利润，但是如果贷 款不能被偿还，纳税人将承担损失，因而银行愿意承担过度的风险。